严培明

　　严培明(1960年生于上海)，中国最有才华的油画家之一，以一系列黑色碳熏质感人物肖像享誉艺术界。八十年代他远赴欧洲，现定居巴黎。严培明画艺独特，笔触锋利而细微，远观如同一气呵成。他的作品通常尺寸巨大，黑白构图中凸现纹理细腻的质感。目前他的作品单幅售价约10万美金。

　　主要经历编辑严培明 1960年生，上海人。1981-1986年就读于法国第戎国立美术学院。1988-1989年法国巴黎造型艺术高级研究院学习。

　　作品风格编辑严培明的作品，以巨幅黑白肖像为主，一看之下令人震撼、令人心生恐惧。这些人物的面部，被狂野地恣意地涂抹出来，仿佛木乃伊，仿佛曾经在S&M游戏里被橡皮或皮革面具拉伸变形了，诡秘怪异、似是而非，阴暗、愤怒、恐怖、充满力量的同时让人悲哀。

　　相关评论编辑

　　严培明的“悲惨世界”上海世博园法国馆前面，排成长队等候的人们隔着波光粼粼的水池或许就能望见，21块钢质画板上有42张孩子的脸，或嬉笑，或哭泣，或恐惧，或平静地与游客对望。当移动到足以看清作品全貌时，人群中开始有人小声议论起这些孩子的来历。没有醒目的作品介绍，没有详细的文字说明，严培明黑白笔触下的《上海的孩子们》，是迄今将700多万名游客引入法国馆“感性城市”的第一件艺术品。1999年，严培明在巴黎先贤祠举办个展《混血儿们的祭坛颂歌》。那是他于1996年创作的21幅索维托儿童肖像、21幅留尼汪岛儿童肖像，以及1999年创作的21幅奥比维利耶儿童肖像。63幅黑白单色的儿童巨幅肖像悬吊在半空中，从室外延伸至室内，凝成先贤祠祭坛上的庄严。这一次，一样的尺寸，一样的黑白色调，一样的冷静严肃的视角，这42幅来自上海民工家庭的孩子的巨幅肖像，被认为是11年后的上海续篇。这些孩子跟随着父母从农村来到大上海，携着父辈的城市梦，很可能不能正常上学，时常面对来自社会中层的歧视、社会底层的暴力……他们脸上的疑惑、惊惧，明明白白映照着他们面对的这个陌生世界，而严培明试图用画笔，照出他们“赤裸的人性”。这个出身在闸北区当年所谓“下只角”、父亲是职业杀猪者的上海画家，是近年艺术品市场上最强劲的一匹黑马。根据胡润2009艺术榜公布的数据：2007年严培明作品的总成交额是3620万元，2008年则是7363万元，涨幅高达103%;而2008年，中国前50位上榜艺术家的总成交额整体缩水25%。他的三件作品《毛泽东——中国的朱砂5》、《在我画室中的肖像——父亲及毛泽东》、《银色的李小龙》在2008年分别拍出1124、867、693万元。所以，一位在拍卖行操练了二十多年的老庄家告诉记者：“严培明，可以买。”“口吃是我创作的最根本动力”2009年2月，严培明在卢浮宫举办个展《蒙娜丽莎的葬礼》。在与达·芬奇的《蒙娜丽莎》相距30米的展厅正面，严培明以类似投影的方式，用灰色的笔调延伸了蒙娜丽莎身处的神秘背景。展厅两侧，是垂死的严培明注视着对面墙上他已逝的父亲。“不装死，怎么能进卢浮宫?”严培明调侃着这幅自画像。卢浮宫以古代艺术收藏闻名于世，现代艺术作品能够抛头露面的机会实在屈指可数。这次个展，使得严培明成为第二位跻身巴黎卢浮宫举办个展的艺术家——上一位，是上世纪的毕加索。严培明在上海度过了生命前20年。在他的童年记忆里，口吃始终是挥之不去的阴影。“口吃是我创作的最根本的动力”，在那个为了抵挡一切嘲笑挖苦而把自己封闭起来的世界里，他在“拼命寻找另一种不用开口就可以说出自己的表达方式”。慢慢地，他似乎发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，发现了另一个世界。他开始在板报墙上狂热地涂涂画画，要么回家为父亲画肖像。第一张素描是对着一张模糊不清的工农兵海报临摹，第一张色彩画画的是四川路桥。渐渐地，他跟一帮年纪相仿的小兄弟呼啸成群，学习画画，崇拜的偶像是当时上海滩的风云人物陈逸飞、夏葆元等等。在18平米的家中，因为他占用了唯一的桌子画画，一家人站着吃了两个星期的饭。“我就是一个画家，只喜欢画画。”自从找到了另一个世界里的这种美妙语言，他再没想过自己会有第二种人生。1981年，21岁的严培明没能如愿考取上海工艺美院，但他不愿意就这样丢下画笔。带着自己的秘密语言，他飘洋过海到了法兰西，投奔在那里谋生的舅舅。一落地，先去皮包工厂做工——舅舅能做到的，是让他成为制包匠;接着去餐馆里洗碗打杂;巴黎美术学院又拒了他，这种种失意、艰难和孤苦，他早已习惯。失意将他领进距巴黎3小时车程的第戎美术学院，这是林风眠曾经求学的地方。严培明不止一次讲起：“第戎美院的5年，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。”第戎是座颇有贵族气息的小城，活跃着一群引领当代艺术的先锋者和评论家。当巴黎美院的学生还在亦步亦趋画苹果时，第戎美院连教绘画的老师都已经去做行为和装置艺术了。学装置的严培明却一门心思放在架上绘画：“绘画是很难的，因为这语言太古老了，大家都懂一点，你要是没有自己的特点和想法很难出来。装置是属于观念的东西，狡猾一点多半可以做成。”严培明当然选择难的。他早年从口吃悟出的秘密语言开始发酵，慢慢找到了自己的视角、切入点和力度。“我确实是以一个孤儿、流浪汉的身份和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。这种生活上的‘漂流’带给我的是一个独立思考、发现自我的环境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我才能实现一种创作上的自由，发展我自己独一无二的语言。艺术家要靠自己的观点、手法、语言在画布上说。”放弃色彩，归于黑白严培明的作品，给人留下更多的印象是永远单调的色彩：黑与白。正如他在每一个作品里只愿意讲一个故事一样：“这样的方式会被人们记住多一点。”用最简单的语言讲清楚，由强烈对比造成视觉冲击，是他的作品最独特的表现力。严培明在法国求学时，西方后现代主义正在崛起。纽约渐成现代艺术中心，欧洲的一批新锐艺术家开始反思，对艺术的地域性、多样性进行系统梳理，并在传统上寻找忽略和遗忘的遗产，一批人开始重返架上绘画。严培明的脚步，正踩在西方后现代的频率上。1985年，严培明决定舍弃彩色。他说这是上海人的小聪明：“处理颜色问题有一个困难，当你面对它时，所有大师的影子都会笼罩着你，你得很勇敢、很伟大。我是一个卑微的人，就逃避了，只画单色。”他的画面变得单纯，尺寸却被极度放大。北京匡时拍卖公司油画部经理尤永这样形容严培明作画时的状态：“他把绘画变成了一种行为艺术。他作画的过程像是一场搏斗，他不是在描绘、涂抹或挥洒，他舞动着长刷子直接攻击画布、嘭嘭作响，颜料飞溅。”他将自己与画布置于一种攻守关系中，一阵进攻之后，再退后出局，远远地望着，谋划着下一步的进攻方向。在他大尺寸的画布下，总是涌动着粗砺狂放的笔触和无与伦比的力量。1983年参观荷兰梵高博物馆时，他特地买了几张海报，趴在一边数起梵高作品上的笔触。他盘算着，自己得在更大的画布上涂抹多少次才能完成一幅作品，这时候他决定开始用更大的刷子，甚至几把绑在一起的刷子。他说，“大尺寸的作品给人的视觉冲击是巨大的。”这个经验，来自中学时代临摹大字报。一位阿拉伯王子曾邀请严培明为他画一幅小尺寸的李小龙像，但他以李小龙只演过大银幕电影，没演过小荧屏电视为由拒绝了。严培明喜欢画大画，因为那是“能让人走进去的东西”。策展人侯瀚如说：“严培明是这个时代最坚定和最不妥协的画家之一，看他强有力的作品，让人充分感受到紧张和冲突的力量，并意识到艺术与人生的密不可分。”我不怕死，怕的就是不能活在单色调的笔触下直面死亡，是严培明偏爱的主题。他在蒙娜丽莎葬礼的背景里加了无数骷髅，也把骷髅画在美元上。“面对死亡，你不能逃避。没有人能逃避死亡。”在自画像里，他常常躺在棺材里，或是吊在绳索上，或者直接就是一具骷髅。严培明是在父亲去世后开始真正意识到死亡这个命题的。“当一个人开始懂事的时候，身边就陆续有人死去了，你会接触到殡仪馆、火葬场。当父母去世的时候，你会突然醒过来，意识到，快轮到你了。”这之后，他开始了大量的关于死亡的创作。他想象中自己的死亡是这样一个姿势：“两脚一伸，盖块白布，这个姿势是世界上最普遍、最简单的。”他还为自己的棺材画了两个手柄，“这个手柄一伸就送进冰箱了。”但死在严培明的笔下永远敌不过生的诱惑。“我倒不怕死，怕的就是不能活。”2008年，在美国的Life Souvenir个展上，他把为美军阵亡将士所作的肖像挂成一排，在对面挂上一组鲜红的新生儿的画像。走入展厅的观者，被置于生死的界限上，多少感到难以呼吸，最后总是更多地被红色那一面的生命所牵动。在另一次展览的一幅自画像中，严培明脖子上套着绳索，但椅子尚未踢掉，眼睛仍在挣扎着转动。“有的时候很不想活了，但是生的欲望总是大过于死。”生高于死，这想法在他年少时就懵懂出现。严培明那时的梦想，除了去电影院画海报，就是给逝者画遗像，想着“只要有人死去，我就有工作”。他将生死糅在一起，变成自己活下去的理由。2009年6月19日至10月11日，严培明在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举办了个展《童年的风景》。空旷的展厅里，34幅印刷在半透明旗帜上的巨幅儿童肖像倒悬在半空中，在鼓风机的巨大引擎声中哗哗作响。旗帜上的这些孩子都是被遗弃在医院里的孤儿，身上满是纱布、管子，惊恐地瞪着你，跌跌撞撞，充满挣扎。在鼓风机的吹动下，他们的脸在一个个瞬间扭曲成不同的表情，呐喊，哭泣，麻木，追问，千疮百孔，无依无靠，在列列作响的旗帜间向世界传达生的苦楚和悸动。每天闭馆后，鼓风机停止了工作，一面面旗帜垂落在灰暗的背景中，孩子们干瘪了，安睡了，一切的悲伤、恐惧和愤怒都静静消散，四周寂静，如同一座坟墓——严培明为这个作品起名“下半旗”。当新的一天来临，这些低垂着的孩子们又会重新获得生命，残酷而痛苦，继续敲打着参观者的灵魂。像是生命与死亡的轮回，只是死亡的那一段，只有严培明独自品味。我的标准是定在最顶峰像许多艺术家那样，严培明说，拍卖行里数字的涨跌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。“我过着很简单的生活。能养活自己，我就很满足了。拍卖行跟我无关，这些东西都是二手市场。”所以，因为2009年拍卖总成交额不足700万元而跌出了“2010胡润艺术榜”前50名这样一条消息，对他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。然而对于自身的艺术价值，他的判断相当准确。2005年第一次回国做个展时，严培明在展览序言中写道：“我的标准是定在最顶峰的，要做受全世界公认、在全世界有影响的艺术家。我现在还没有进场踢球，还在坐冷板凳;我的路还没有开始，还在做准备工作。”而2009年做完卢浮宫的展览后，他已经“偶尔从冷板凳上站起来，开始上场了”。从1987年完成第一幅毛泽东的巨幅头像，到1991年在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举办第一次个展，旅法求艺10年的严培明，借着毛泽东在西方的影响，叩开了西方艺术界的大门。他说：“通过他的历史，我的故事刚刚开始。”严培明从不掩饰自己对毛泽东的热爱，由于80年代初就已离开中国，他从未接触过文革反思的时代，“我对毛的印象固定在了那个时刻。我刻画的毛总是正面的，展现其巨大力量的。”类似的力量也存在于悬挂在第戎火车站的《李小龙》上。初到法国时，严培明经常和华人工友去电影院看李小龙的电影，这位穷人的英雄给了漂泊异乡、半工半读的严培明生活的信念。2004年，他分别在法国巴黎和德国曼海姆举办了以李小龙为主角的《猛龙过江》个展。以毛泽东像出名，又先后画过希拉克、普京等政治人物，严培明并不喜欢被称为“政治画家”。他认为，自己只是一个记载历史的“历史画家”，但他敏感。2008年，美国大选尚未揭晓时，他就已经完成了奥巴马的巨幅肖像，“我知道他会赢”。在奥巴马的就职典礼当天，白宫举办了一个关于新总统的艺术展，显要位置摆着严培明的作品。在2009年旧金山的个展《Yes!》上，这幅奥巴马的肖像又成为了伊战阵亡士兵和新生儿群像的旁观者，“他需要士兵，需要美元，更需要新生儿。”严培明始终保持着规律的、相对隔绝的生活，每天泡在第戎工作室十几小时，很少应酬。陪法国总统访问中国，他说“跟班凑合凑合”;摩洛哥王子想订他的画，他说“必须在我的工作室画而不是在王宫”，所以就有王子下驾光临他那工厂车间一样的画室的故事。[1]

　　黑与白真的有意思一月初，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就职典礼当天，白宫举办了一个关于奥巴马的艺术展，展会的显要位置摆放着中国艺术家严培明为奥巴马画的巨幅油画，这是几个月前美国一家基金会预订的。2009年2月11日，巴黎罗浮宫敞开大门，迎来了有史以来第二次现代艺术大师个展：严培明——“蒙娜丽莎的葬礼”。众所周知，法兰西的艺术宝库——罗浮宫博物馆展示着法兰西为之骄傲的先辈大师们的古代艺术收藏，现代艺术作品得以抛头露面的机会实在屈指可数。这次个展，将使严培明成为自上世纪后第二位跻身巴黎罗浮宫个展的大师。而那个前无古人的第一位，是毕加索。失意的幸福之选：第戎第一张素描是对着一张印刷模糊的工农兵形象临摹，第一张色彩画画的是四川路桥的风景(不太通)，画得灰灰白白不知所云……渐渐地知道了这是自己所钟爱的艺术，渐渐地与一帮和自己经历相仿的小兄弟们掌握了绘画技术，并有了专业功底，有了很崇拜的偶像，譬如陈逸飞、夏葆元等等。上海工艺美术学校的拒绝是严培明至今常挂嘴边的诙谐话题。其实，几年以后，那帮一起画画的小兄弟，为了争脱这座学校留给他们的束缚，付出了与求学相同的气力，当然这是另外的故事了。20岁拥有锰钢十四型自行车的严培明，有一位在法国生活的舅舅。在巴黎，舅舅所能做的只是可以让他成为制包能手，其他只能靠自己开拓。巴黎美术学院用另一种方式拒绝了这个来自东方的艺术圣徒(虽然十年以后他被任命为巴黎美术学院艺术委员会主席)。失意把严培明带到了距巴黎3小时车程的第戎，第戎接纳了他，让他成为第戎美术学院的学生：“在第戎美院的5年，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。”严培明不止一次在不同场合说过。另一位大师林风眠也是在这所学校求学成长的。在法国，第戎是一个具有贵族气息的小城，有着一群引领当代艺术先锋意识的评论家与活动家。正是他们，将第戎美院变成了艺术大师的摇篮。当时的巴黎美院还在教人画苹果，同一时期，第戎美院连教绘画的老师都去做行为艺术和装置艺术了。学装置的严培明一门心思放在架上绘画：“绘画是很难的一件事，因为绘画的语言太古老了，而是大家都懂这个语言，你要是没有自己的特点与想法是很难出来的。装置是属于观念的东西，狡猾一点都可以做到。”第戎美院让严培明懂得了绘画要表现什么的重要性，让他慢慢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道路，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对绘画的看法。“艺术家的成长要靠自己的观点、手法、语言去表达自己所要说的东西。”严培明如是说。色彩的逃避之选：黑白严培明到法国求学时期，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崛起的时期。二战后世界文化重心渐移美国，纽约成为现代艺术重镇。欧州战后重建之后，新锐艺术家开始重新思索艺术属性，对前一时期艺术的表现物化进行了反思，对艺术的地域性和多样性进行了系统考量，开始寻找在传统中忘却了的东西：留恋——模仿——再造，重新回归架上绘画，在绘画中寻求自己的语言方式。正是这一时期，严培明踏在了后现代主义命脉上，严氏语言开始在世界艺术舞台大声说话。1985年，严培明舍弃了彩色，专注于黑白，对此他的解释是“每当你调颜色的时候，总有前辈在你眼前出现,于是用这样的方式‘逃避’跟大艺术家的碰面。上海人有小聪明，你跟他们碰面的话，很傻，避开他们寻找自己的天地。”于是色彩不见了，严氏绘画语言否定色彩，回避色彩，使画面变得单纯了，尺寸被无限放大，视觉冲击力加强了，两种东西，两个极端，单纯而巨大。创造过程类似行为艺术，舞动着长刷子，肆意挥洒，颜料飞溅，整个过程像是一场搏斗。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一张大画，在塑造形象的同时解构形象，在偶像崇拜和偶像攻击之间游离，用单纯的方式在强化表现性的同时，也部分消解了绘画的语言难题，把画室中的肖像画创作变成了引起公众关注的艺术行动计划，并且保留着与画布对抗的全部痕迹。著名策展人候瀚说：“严培明是这个时代最坚定的最不妥协的画家之一，看他强有力的作品，让人充份感受到紧张和冲突的力量，并意识到艺术与人生的密不可分。”父亲与死亡：永远的课题1987年，严培明开始画毛泽东的巨幅头像，那年看到他从第戎寄来的照片很是吃惊：黑白、红白、尺幅巨大，形象逼真而夸张，着实让人吃惊不小。对此，严培明的解释是：“毛泽东是一个形象，也是一个中国的历史，我本人没有历史，大家都知道毛泽东不知道严培明，我画了，现在大家都知道严培明画过毛泽东。”当然这只是一个切入点。1991年他在法国做的第一个个展，全部是同一主题。严培明为这个展览起名叫“通过他的历史，我的故事刚刚开始”。的确，严培明从此出发，开始了他的大师之路。李小龙是另一位家喻户晓的中国人，严培明同时也瞄准了他：“我喜欢李小龙的电影，看了很多，就想画了，看到李小龙我觉得要画半身也要画全身，这个想法把我带入了新的感觉。”父亲与自画像，是严培明永远的绘画课题。曾经在黄昏时分接到过他的电话，淡淡的说父亲过世了，很淡，只是告知，但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关于父亲与死亡的作品不断涌现。“因为我父亲的去世，所以对死亡这个问题，我特别敏感。”严培明如是说。为了纪念他的父亲，他将回国后的第一个个展起名叫“严培明：献给我父亲，第戎——上海——广东”从精神上将他的父亲带回中国。严培明的自画像都很沉重，他自己说是自卑，又说喜欢悲惨故事，于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悲剧的人。已死的，吊死的，还有化作骷髅的，想象自己已经死亡，两脚一伸白布一盖，还特地画了两个手柄，“手柄一伸我就进冰箱了”，他说。为了知道自己骷髅的样子，严培明特地到医院做核磁共振，得到了上千张图像资料，最后有了非常棒的作品“金色的骷髅”。另一方面，极端相反的，他觉得活到八十岁还太年轻，要到自已不想活了才肯走。我从未觉得自己很成功严氏的绘画语言是单纯的，同样严氏的生活语言也是单一的。严培明始终保持着规律的、甚至相对隔绝的生活，每天十几小时泡在第戎的工作室里，甚少参加社交活动。对于陪同法国总统到中国访问，他轻描淡写的说：“跟班去凑合凑合”，没有衣锦还乡的得意，也不留恋风光无险的社交场，却在行程中与卢浮宫馆长探讨“蒙娜丽莎葬礼”的计划。当摩洛哥王子想要订购严培明的画，严培明对王子的代表说，要在第戎的画室里画，而不是在你们的王宫;代表提出价格异议时，严培明说，我不着急，可以等。等到王子有钱了，我再帮他画。于是，就有了摩洛哥王子拜访他那大而陈旧像工厂车间的第戎画室的故事。今 年初，美国 新任总统奥巴马就职典礼当天 ，白宫举办了一个关于奥巴马的艺术展，展会的显要位置摆放着他为奥巴马画的巨幅油画，这是几个月前美国一家基金会预订的。“我不停地工作，就像机器开在那里。中国艺术家可以吃老本，一张画成名可以吃一辈子，在西方，艺术家越成功越努力。”严培明经常说自己没有成功的感觉，所以只能一直画下去。[2]

　　严培明:在卢浮宫"为蒙娜丽莎举办葬礼"的人严培明很骄傲，也很朴实。这个从20岁到30岁在法国餐馆打工，一边打工一边画画，一声不吭的小子，果然混出了名堂。三十而立，他变成了艺术家，之后，他获了大奖，进入西方著名美术馆展览，他被捧的更高。今天45岁的他，已经成为美术界的大家。虽然中国人知道的少。不过，知道不知道都没关系，严培明也不太在意。他的标尺是世界一流的画家，那么，一流自然要去一流的地方，让一流的人看到。他内心很清楚，知道自己需要什么。无论从艺术还是从生活，他都很懂。抛开艺术本质，谈艺术购买价值的话，他也比普通中国艺术家更懂西方艺术的游戏规则。而今天的艺术界，西方俨然已经掌握了所有的标尺和话语权。今天，当中国画家竭力想进入国际市场，在国外混了多年的他却已在市场上，对着买家挑挑拣拣，给开自己一个更高价，他当然会说，我为什么要和中国画家为伍?和中国艺术家为伍，就是放低了自己的身价。“墙外开花墙内香”，这一道理不仅用于张艺谋等第五第六代的获奖电影，用在严培明也没问题，他开出了花，获得了老外的欣赏，在国内自然会得到更多的仰慕。严培明的画很有意思。极具张力，虽是肖像，但面目模糊，黑白或大红的画幅透出某种不安、狂燥、惨烈的气息。而他的人却笑呵呵的。有年轻学生傻傻地问，为什么你的画和你的人不同。他干脆回答，和自己画一样的艺术家肯定是个不好的艺术家。但看他的画，联系画的背景，你会感到，这个内向，有点口吃，不是很会表达的人，肯定经历了很多国内不少艺术家没有经历过的折磨——忍辱负重的生涯。在他的想象世界，内心深处有很多矛盾、复杂的情绪，才会造就这样一些令人不安的作品。当然，分析“人”很不应该，没有人能穷尽另一个人的内心。我就此打住。但会想到，如今的年轻人，或许会觉得在地铁唱歌，去餐馆打工是浪漫的事情。若你做十年，能坚持吗?因此，严培明的成功也在于此。他自认是个纯洁的人，没杂念，想做什么就去做了，而且坚持做，一直不放弃。他让生活变的很简单，并遵循一些最简单的道理。比如不和水平差的人为伍，不着急，从不赶时髦，只坚持自己，喜欢画画就一直画。坦白的说，中国目 前焦躁的环境，的确很难让人那么平静地坚持。谁知道10年后会怎样，不安全感弥漫于很多人身上。或者严培明在画中表现的情绪，倒能契合不少人的感觉。面对一个西方体制培养出的成功者。我倒想起了林一林那些关于艺术家成功的话题。林一林思考的更多，他关注中国这个整体，他有中国情节，希望能出更多的本土艺术家，不要被西方淹没。但严培明不，他没有接受过中国美术学院的培养，他的中国是想象，而和现 在的中国相差万里，他完全接受了西方的观念和体制。他处世是实际的，作品是虚构的，人是矛盾的，同时更是实际的。他更多去经营自身的发展，而对中国，他是疏离并悲观的，他认为这个宏大主题象一个荒谬的悲剧，离他越来越远。因此，坦率的他自然流露出自己的不恭谨。他说刚去法国时，法国人瞧不起中国人，那一刻，我忽然想问问，那么今天，是不是你也瞧不起中国人呢?[3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