故事、反故事与当代艺术

　　当代艺术的反故事化倾向，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1952年，无声音乐《4分33秒》在纽约一座半露天音乐厅初演，这部被称作“四分半钟的寂静”的乐曲，堪称先锋音乐的颠峰之作，开启了一个无限休止的“零”的神话。奉卡夫卡为鼻祖的现代小说家，已毫不迟疑地揖别革命、苦难、希望和爱情等文学主题，在拥抱琐屑而平凡的日常生活时，将艺术对宏大叙事的改造坚持到底。在某种意义上，法国作家加缪有关“现代作家不再讲故事”的断言，几乎成为当代人文艺术的真实写照。

　　其实，对于叙事前景的这种黯淡，批评家本雅明在《讲故事的人》(1936)中也曾有过近似的预言，现在看来一语成谶，“讲故事的艺术行将消亡。我们遇见一个有能力讲好一个故事的人，机会越来越少”。而他对此的进一步分析却发人深省。在本雅明看来，这是一种现代性社会独有的精神症候。在这里，人类经验的交流变得贫乏而空洞，人们只能固守于有限的精神时空，而无法以富于想象力的方式实现自我超越。在这里，“消息”及其衍生物，成为新时代的标志和符号。“消息传播与讲故事的精神背道而驰。如果讲故事的艺术日渐稀罕，消息的广泛传播就是这种状况的祸首”。

　　显然，这是故事所面临的时代语境。依照英国理论家福斯特的定义，所谓故事，是对一些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的叙述。在传统社会，这种叙述的功能是由农夫和水手完成的。他们分别从时间和空间维度承担了一个族群的历史记忆与生活想象。但是，当我们身不由己地被抛入一个以“流动性”为特征的社会时，“农夫”和“水手”的面孔变得日渐模糊，报纸垄断了日常阅读，信息取代了人文教养。那些曾经氤氲于日常生活的“灵韵”，那些曾经牵连起族群记忆的“灵韵”，那些曾经温暖过无数心灵的“灵韵”，真的在渐行渐远。可以认为，故事的消亡，既是现代性的标志，也是不得不正视的后果。

　　故事的消亡消解了语言符号的魅力。作为隐喻的语言，其实有一种双重性格：一方面是自然世界的命名者、固定者或“牢笼制造者”，另一方面又是陈见的破坏者、拆解者或“麻烦制造者”。在这种循环往复的双向运动中，语言在具体的言说中保持着一种锐意创新、力去陈腐的冲动。而故事以及对故事的讲述，正是这种存在最核心的载体之一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故事的消亡，使得语言很遗憾地退守于概念把握和判断分析层面，在客观上消减了语言的原初创造力。

　　故事的消亡迫使人们远离生活世界。口耳相传的经验曾经是一切故事的灵感源泉。无论是西方经典《荷马史诗》《一千零一夜》，还是中国汉代史传、六朝志怪、唐人传奇，都无一例外地与人们的生活相关，又在口述与案头中回到人的生活世界。然而，故事的缺席，使得生活的滋味不再有趣和细腻，生命的逻辑也因此显得乏味和机械。长期以来，人们赖以认识自我、阅读生活的一个重要渠道戛然而止。历史变成一种无意义的循环，对于时间的体验开始消失，碎片化的生命感觉笼罩了日常生活的全部。作为故事的尺度的神秘性，作为生活的尺度的想象力，都随着故事的消亡而烟消云散。

　　故事的消亡堵塞了多元性的可能。故事的神秘是人类能够讲述出来的神秘，失去故事意味着人类失去多元的时空维度。实际上，在文化的意义上，多元性是人性与故事的共同处所。真实而具体的生活，是与个性、故事密不可分的。没有许多个性，就不存在任何个性;没有许多故事，也就不存在任何故事。杜绝了对多元性的追求，真实生活的内在张力也随之被剥夺。同样，在以同一性为标志的艺术界，多元性显然只是一个失落的梦。在这里，躲避崇高，不仅是一种题材选择，更成为一种美学追求。这同时也意味着，回到故事，是另一种方式的对崇高的固守，是我们无可回避的责任。

　　通过故事拯救语言。语言是故事的载体。语言的贫瘠与故事的消亡是一体两面的。只有通过对故事的创作、阅读和反思，才能重新唤醒语言与世界的原初关系，重新确立语言作为文明之标志的存在意义，使得因经验匮乏而枯竭的话语表达焕发生命。实际上，在每一个值得阅读的好故事里，都有一个复杂、多义、歧变的语言世界。借助阅读的方式，我们最终完成对艺术和文学经典的构建，最大限度地拓展经典的存在阈限，从而构筑起一个以“故事”为中心的人文星群，并继续吸引一代代读者永不止息的关注目光。这种拯救，使得语言走出图书馆、美术馆，成为时刻在场的存在，并最终启迪我们洞察“不学诗，无以言”的真实内涵。

　　通过故事发现生活。苏格拉底强调，未经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。这同时也意味着，对生活的发现与探索，将是一桩有趣而艰苦的事业。故事，以其无与伦比的优势，在这个发现之旅中扮演了重要角色。在《故事和讲故事》这篇文章中，王安忆打过一个比方，“故事像雕刻的对象隐在一大块石料里一样，由你困惑着如何开刀，它只是缄默不语。当你终于找着了它，它便活了”，想强调的依然是故事与生活的内在关联。实际上，伟大的艺术之链已经为我们开启了一个追寻存在奥秘、探索生活真谛的传统。对此，我们不仅能从《神曲》《浮士德》《尤利西斯》等着作中倾听遥远的回声，而且能在《拉奥孔》《地狱之门》和《向日葵》等作品中领略相似的感动。这些历久弥新的故事，不仅是对“人是什么，人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”的执着追问，也是对生活之壮美与伟大的永恒回答。

　　通过故事寻找认同。回到故事，不仅是回到那些泛黄陈旧的书页，还是对生命意义的重新追寻，是自我与世界握手言欢的认同渠道。故事，不仅引导我们领略那些远古心灵的伟大，而且帮助我们尽可能拓展自我生命的边界。事实上，一切伟大的故事，从不回避对世俗人生的透视，因为正是后者构成了生命的基础土壤，使我们得以驻足于一个更加切实而具体的领域。但它也意味着一种对世俗的超越，一种从现象出发又穿透现象的精神提升。可以说，在故事中包蕴的是一个情感的汪洋大海，一个以生命的真、善、美为终极理想的浩瀚宇宙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回到故事就意味着回到永生不息的生命本身，回到以艺术为载体的自由的精神。经典故事中所蕴含的崇高性、多样性与创造性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我与他人，提高精神的品格与质量，进而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人。#p#分页标题#e#

　　但是，强调对故事的回归，并非要完全否定当代艺术，而是在其歧异、怪诞的风格之下唤醒对“伟大的传统”的记忆。正如尼采在《哲学与真理：1872—1876年笔记选》中所指出的，“哲学思想，艺术作品，嘉行懿德，登高视之，皆相通为一”，长期以来被形而上学强行分割的“审美”与“哲思”，完全有可能在更大的平台上得到终极的弥合。换言之，如果我们承认，当代艺术恰当地表达了这个时代的生命感觉，并进而成为其存在的根据的话，那么，“诗”与“哲学”之争这个漫长的理论公案，似乎可以在故事的维度中拥有和解的可能。恢复对故事的尊重，有助于当代艺术摆脱“流亡”的宿命，重新获得一张回归文化传统的门票。甚至可以说，假如时空可以穿越，引导杜尚、凯奇乃至卡夫卡，聆听一下王安忆的如下表达，或许也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罢：“故事就是这样全面性地满足着人们的爱好，也因此有着极大的创造空间，可供我们施展能量。看看这世界上已经有多少故事，又正源源不断生出新的故事，就能证明这一点。”